周迎楠 王俊秀 |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工作倦怠、工作意义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周迎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摘要］近年来，出生于 1980 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作为我国青年群体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生活（包括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和工作（包括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两个方面出发， 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这些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情况都不容乐观，超过三成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或对此表示不确定；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工作倦怠；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超三成的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四成半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同时，不同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路径分析发现，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良好的城市适应和工作意义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工作倦怠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因素。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工作倦怠；生活满意度

一、引言

肇始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进程，在快速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现象。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乡土，寄居城市，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及服务业的转变，因而也获得了介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第三种社会身份：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已经出现代际交替和代际差异。近年来，出生于1980 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2020年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达49.4%。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拥有农村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的社会群体。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显现出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的群体特征。作为我国青年群体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关注这一群体的社会心态和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生活和工作两个方面出发，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和心理健康特点， 在生活方面主要关注了这一群体的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情况，在工作方面则主要关注了他们的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情况，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的特征，并探究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也是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其城市社会适应面临巨大的挑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指他们进城后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 社会交往上做出种种调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过程，包括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适应。经济层面的适应包括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所等基本要素；社会层面的适应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心理层面的适应，主要指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除了基本的经济适应外，还应该重点关注其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心理适应结果，如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等。

工作倦怠也称职业枯竭（Job burnout），指工作个体身心疲惫、厌倦工作，情绪低落、创造力衰竭，价值感降低、潜能无法释放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主要包括三个维度：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和低成就感。情感衰竭指个体处于极度疲劳状态，丧失工作热情，没有活力；去人性化指在工作中以冷淡、消极、疏远、否定、麻木不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对象；低成就感指个体评价自我的意义与价值的倾向降低。在这三个维度中，情感衰竭被认为是工作倦怠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指标，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了这一维度。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工作倦怠，研究者对成渝农民工工作倦怠的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工作倦怠症状的检出率高达95.7% ，其中轻度倦怠检出率为30.2%，中度倦怠检出率为53.7%，重度倦怠检出率为11.8%。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工作，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其工作倦怠情况不容乐观，或已成为职业枯竭早发群体。关注这一群体的工作倦怠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职业生涯理念——无边界生涯、易变性生涯和智慧生涯提出后，人们意识到传统职业生涯模式的局限性，即个人在职业选择或发展上，不只单纯追求经济收益或职位的提升，而是试图找寻工作的内在意义。工作意义是个体对工作重要性、促进个人长期发展以及有益外部工作动机的主观性评价，包括三种成分：工作中的心理意义，即个体对工作是否有意义、有价值的判断；工作中的意义创造，强调工作是生活意义的重要来源；强烈友善动机，强调工作结果对他人、社区、社会更广泛的积极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工作不应该仅仅是他们在城市生存、追求经济收益的途径，也应该是他们个人价值、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因此本研究在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时，把他们的工作意义感也纳入了考量。

另外，本研究还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情况。工作满意度指他们对工作及环境的情感或态度，或因工作成就感促进了价值实现而产生的愉悦情感状态，透过它可以洞察工作产生的总体幸福感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其就业企业的效益，也影响其自身的生存状态。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生活满意度是评估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和影响他们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心理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是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涉及农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根据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的结果分为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aptation）和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两个层面。社会文化适应可以看作获得与主流文化相契合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其结果反映在日常活动的表现上；而心理适应是指情绪和情感方面的文化适应结果，包括在新文化环境中的幸福感、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等。本研究主要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首先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这种经济层面的适应是他们立足城市的基础，农民工的适应多停留在这个层面。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适应，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层面的适应有关的，而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正是经济适应所带来的情绪和情感体验，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经济适应的基础上，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适应的重要表现。因此，本研究认为，良好的城市适应能够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倦怠，增强他们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而工作倦怠是个体长期处于工作应激之下而产生的身心疲惫、厌弃工作的心理表现，其对个体的危害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包括对个体工作态度、离职意向、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 、工作绩效、身心健康和工作产出等诸多方面。因此，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倦怠对于其工作意义、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同时，已有研究发现，工作意义对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反馈寻求行为、减少同事攻击、降低缺勤行为、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意义感能够促进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最后，由于工作满意度是影响个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模型（见图1）：城市适应负向影响工作倦怠，正向影响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工作倦怠负向影响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工作意义感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即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对象和测量过程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我的打工网”科技集团合作开展的新市民综合调查。该调查于2020年1月7日至1月23日通过问卷宝平台向我的打工网注册用户定点推送问卷。“我的打工网”目前接待量超过130万人次，注册会员总量超300万人，设立门店集散中心共计40余家。

问卷收回后，课题组进一步依据陷阱题、答题完成情况、逻辑检验等对问卷进行筛选，最终该调查的有效样本为5918人。本研究采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1980年以后，农村户籍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的数据，有效样本为4815人。其中男性4364人（90.6%），女性451人（9.4%）；“80后”1111人（23.1%），“90后”3242人（67.3%），“00后”462人（9.6%），平均年龄26.8岁（SD=4.91）；外地农村户口3131人（65.0%），本地农村户口1684人（35.0%），受教育程度以初中（1953人，占比40.6%）和高中（2068人，占比42.9%）为主，多数处于单身状态（3196人，占比66.4%）。

（三）研究变量

除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状况和婚恋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外，本研究涉及的变量还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各变量的测量题目及计分方式见表1。

（四）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AMOS 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4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1.78%，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四、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总体情况见表2。城市适应的平均值为5.08，略高于“有点符合”，表明总体上参与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城市适应水平尚可，多数能够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但仍有超过三成（30.6%）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或对此表示不确定；工作倦怠的平均值为4.24，略高于“不确定”，表明总体上参与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程度的工作倦怠，其中，近一半（47.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工作倦怠，两成（20.0%）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确定；工作意义感的平均值为3.99，接近“不确定”，表明总体上参与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认知模糊，其中，近四成（37.1%）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超两成（24.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确定；工作满意度的平均值为4.20，略高于“不确定”，表明总体上参与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不高，其中，超三成（32.7%）的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超两成（21.7%）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确定；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为2.66，介于“不太满意”和“一般”之间，表明总体上  参与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低，其中，四成半（45.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近四成（39.3%）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

（二）不同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为了深入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亚群体（性别、年龄、学历、户籍状况、婚恋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情况（见表3）。

以性别（1=男，2=女）为自变量，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城市适应方面，男性和女性没有显著差异； 在工作倦怠方面，男性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在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方面， 男性的平均得分显著低于女性。

以年龄阶段（“80后”“90后”和“00后”）为自变量，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在这几方面均具有显著差异。事后检验①发现，“80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显著高于“90后”和“00 后”（ps＜0.01），工作倦怠水平显著低于“90后”和“00后”（ps＜0.001），工作意义感和工作  满意度显著高于“90后”（p＜0.001）；而 “00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和“90 后”（ps＜0.01）。

以学历（初中以下、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和高中以上）为自变量，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方面，不同学历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方面，不同学历群体具有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初中以下学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其他学历群体（ps＜0.01）。

以户籍状况（1=本地农村户口，2=外地农村户口）为自变量，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外地新生代农民工  的城市适应平均得分显著高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而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得分则显著低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

以婚恋状况（单身、未婚有交往对象、已婚和离婚独身）为自变量，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城市适应外，不同婚恋状况的群体在其他方面均具有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已婚农民工的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婚恋状况的群体（ps＜0.05）；而单身农民工的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最低，显著低于未婚有交往对象和已婚的群体（ps＜0.01），同时他们的工作倦怠水平最高，显著高于已婚和离婚群体（ps＜0.01）；另外，未婚有交往对象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最高，显著高于单身和离婚群体（ps＜0.01）。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1.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城市适应、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而它们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

2.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机制，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模型分析结果（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

城市适应对工作倦怠的负向直接效应显著，对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表明城市适应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体验到较少的工作倦怠，有更高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工作倦怠对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负向直接效应显著，表明工作倦怠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更低；工作意义感对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表明工作意义感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表明工作满意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同时，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在城市适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城市适应除了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外，还通过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因此，良好的城市适应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减少工作倦怠，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而工作倦怠一方面会直接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也会通过降低他们的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进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另外，工作意义感既可以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通过提高工作满意度来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现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和融入的研究，多围绕现状、影响因素和促进策略三个方面展开，较少研究关注城市适应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后果。本研究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现状的同时，从文化适应的视角出发，探究了城市适应带来的心理适应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对其工作（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心理感受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并探究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情况都不容乐观，超过三成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或对此表示不确定；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工作倦怠；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超三成的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四成半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适应和心理健康水平比较一般，这与已有研究一致，比如研究者运用SCL-90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测量，发现有近四成的调查对象可能存在着某种心理障碍，其中一成以上的调查对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而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和心理融入水平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如制度排斥、社会排斥、人力资本贫乏、网络虚拟社会的影响等。这表明 ，国家和社会应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状态，为这一特殊群体建构完善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如改革户籍制度、完善法律体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机制和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等。

2.不同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工作倦怠、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心理状况更好，她们工作倦怠水平更低，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更高；与“90后”“00后”相比，“80后”农民工的心理状况更好，他们的工作倦怠水平更低，城市适应水平、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更高；与初中以上学历的群体相比，初中以下学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况相对较差，表现为更低的城市适应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与外地农民工相比，本地农民工的心理状况相对较好，表现为更高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已婚农民工的心理状况较好，他们的工作倦怠水平更低，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更高；而单身农民工的心理状况相对较差，有更高的工作倦怠水平，更低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这显示出，要重视不同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和提供社会心理服务时，着重注意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群体，如学历较低、年龄较小、处于单身状态的群体。

3.良好的城市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能够减少他们的工作倦怠，增强他们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城市适应除了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外，还可以通过减少工作倦怠、提高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影响生活满意度。这提示出，要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除了基本的经济适应外，还应着力促进他们的心理适应。这需要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着手，外部因素主要涉及主流群体和社会的态度，内部因素则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培养恰当的适应策略。

4.工作倦怠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因素，对他们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利影响；工作倦怠除了直接降低生活满意度外，还会通过降低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进而降低生活满意度。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低端工作，薪酬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权益保障缺乏，这使得他们成为工作倦怠的早发群体，而工作倦怠则会破坏他们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对其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倦怠进行干预和防范是促进他们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而这种干预和防范不仅仅是心理意义上的，更需要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政策体制的支持，以及主体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

5.工作意义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对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有积极影响；工作意义感既可以直接增强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通过提高工作满意度来提升生活满意度。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理想和体现自己价值的方式，然而工作之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一种谋生手段，往往缺乏对意义的寻求，这使得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意义没有清晰的认识，进而导致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处于较低的水平。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还需要在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满意度方面着手，这需要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在企业方面，可以提高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和福利保障，实行人性化管理，增加对员工的人文关怀，重视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增强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对工作意义的感知，提升其工作满意度；社会需要转变对农民工及其所从事工作的态度，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高度认同他们工作的社会价值，为他们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以外部支持和社会认同促进他们对自身工作意义的认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则需要转变职业态度，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在追求经济收益的同时注重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和寻求。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2期

P16-26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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